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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九十年代「貨幣拆遷」作為「好經驗」推廣取代「房屋還遷」後，市民就害怕起拆遷來了。因為拆遷給的那點錢與房價之比相去甚遠。特別是有些城市的領導想「招商引資」都快想瘋了，那些商人和資本家在他們眼裡成了能使自己獲取政績和私利的救星和財神，有的領導甚至以威脅的口氣對下面說「誰嚇跑一個外商我拿誰是問」、「誰跟政府過不去政府就跟誰過不去」等等。因此只要前者看中一塊地方，後者就充當馬前卒——運用手中的權力強迫該地方的居住者拆遷。十幾年後拆遷公司多為私有，拆遷情況得到改善，九十年代的拆遷公司皆為國有，皆為國有的意思，就是可以無限制的採取大量的行政手段強制拆除，這更使市民雪上加霜，他們中的一些人原來尚有陋室可居，拆遷後反而上無片瓦。野蠻拆遷使房地產商笑逐顏開，被拆遷者叫苦不迭。即使多數人拆遷後買了房也是被逼無奈，債臺高築，過著住高樓喝稀粥的日子，而一些領導卻以此作為政績自我吹噓粉飾太平。

沙田舊城大模範拆遷已經不可避免，市裡也不可能在沙田這塊商業寶地建造住宅社群來安置被拆遷市民，也沒有在其他地方建設新社群安置被拆遷市民的計劃，最終只可能採取貨幣拆遷的模式，而海州在二千年之前的房地產市場根本就容納不了幾萬戶之巨的拆遷規模（主要是拆遷費用很低，而九十年代被拆遷市民的經濟條件普遍較差，不足以形成大的房地產市場，那時還沒有房貸一說），為了緩解矛盾，拆遷公司紛紛在遠離市區的城鄉結合區建造大量質量低劣的無產權的安置房，將無力在市區購房的市民大部分趕到那裡去。

唐學謙也會推擋不住建設新城的誘惑，九十年代，官員的政績很少與市民利益劃上等號，即使是唐學謙也不例外。

張恪一向認為城市建設就沒有「犧牲少部分人利益是可以的」說法，但是利益犧牲也輪不到國家公務人員的頭上，所以「為了大局犧牲少部分利益是可以的」想法在市裡很占上風，他們永遠都感覺不到切膚之痛。

張恪坐在唐學謙的對面，心想唐學謙再也不可能感受到那種被驅逐的痛苦吧！張恪倒是有切膚之痛，父親辭去公職之後回到師院，師院沒有給再安排住所，那時還有一些積蓄，就在沙田買下一戶私房，九七年趕上舊城改造，幸好小叔接濟，若不是如此，再趕上父親給驅逐出師院，還不曉得家裡會怎麼的慘狀。

畢竟在沙田生活了兩年，雖然短暫，但是對周圍被拆遷者的狀況都有了解，特別加上當時正搞「國退民進」，大量國有企業職工下崗，一部分家庭兩難相逢何其悽慘，他們想利用物權法保護自己的權益還要等上十幾年才行。

這已不僅僅是舊城保護的問題，既然海州城建設得再漂亮，也不能以上萬戶市民所承受的拆遷之痛為代價，唐學謙既然要試，張恪倒是想著拖一拖他的後腿。

唐學謙不清楚張恪心裡到底在打什麼主意，張恪的話讓他頗為心動。

四鳳橋飲食廣場的成功，令前門的繁榮延伸到四鳳橋以前，特別是四鳳橋飲食廣場高額的地租引起市裡極大的關注，有價值的土地並不僅僅侷限在前門之內，也讓唐學謙看到快速推動沙田舊城快速改造的希望。

即使如唐學謙這樣的睿智，也無法想像情況的複雜。

九十年代海州市的拆遷公司都為國有，張恪還記得有一家拆遷公司的主管單位竟然是市文物局，也就是這家拆遷公司毫不手軟的拆除大量原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的建築。市裡撥給被拆遷者的拆遷費用本來就不足，但是卻大量的給這些國有拆遷公司所截留。當時國有拆遷公司的利潤是現在私營拆遷公司所望塵莫及的。

巨額的利潤截留在國有拆遷公司裡，隨後又透過名目繁多的投資手段，被轉移到其他地方。

唐學謙能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