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皇糧國稅 (第1/2頁)

大周朝建立七十餘年來，農稅幾經變革。在國朝建立之初，由於連年戰亂，百姓罹難，造成全國大部分地區十室九空，又遇北方狄族入侵，國家形勢岌岌可危。時太祖在位，收攏流民，分地授田，但因經濟凋敝、生產力低下，為保證軍需及各州府供應，將地租提升至六成，並嚴格糧食配給，農民餘下糧食每人每日定量分配基本口糧，餘下部分必須上報官府，並由官府統一低價收夠以支援軍需，若遇隱瞞餘糧不報、少報或者不買著，將被關進郡府大牢並罰處勞役，至此軍需及各郡府得以所需，經十四年，北狄戰敗退回草原，東夷被趕出關外，南蠻俯首，國家逐漸安定。一方面隨著糧食定量分配政策的實施，人口大幅增長，國家實力穩步提升，畢竟糧食只按人頭分配，小孩子吃得少，老百姓可多留些糧食，也喜得多子多福，雖然仍舊貧困，卻也知足；另一方面多年的戰爭，在這個以軍功授田、授爵的時代，造就了一大批土地的擁有者——地主，而且爵位越高，一定程度上佔有田畝就越多。與此同時，一些古老世家、富戶在這逐漸安定、發展的社會條件下，也開始露出了他們對土地和財富的野心、獠牙，縱使有國朝金科玉律的管束，但是仍舊不知不覺間一點一滴地集中在這些組織或者個人手裡。

隨著四夷臣服，社會逐漸安定，大周對外戰爭也開始停下腳步，國家逐漸呈現出一番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的圖景，但睿智的太祖皇帝力排眾議建設九邊重鎮，駐兵屯田，厲兵秣馬，大有席捲草原，併吞西域之勢，促使大周國尚武之風不絕。然國家要治理，文官必不可少，在這個識字率極為低下的皇朝，太祖皇帝大辦官學，興科舉，免賦稅徭役，促使讀書人地位進一步提高，如透過縣、府試便是“童生”，童生參加由各省學政或學道主持的院試，並獲得掛名於官學（府學、州學、縣學）的資格，被稱為“生員”，我們俗稱“秀才”，有秀才稱號便有了“功名”，有功名就等於進入士大夫階層，有免除差徭，見知縣不跪、不能隨便用刑等特權；若是透過由朝廷委派翰林、內閣學士前往各地主持，各地布政使衙門抽調官員具體負責的鄉試，但凡榜上有名，則被稱為“舉人”，舉人則一方面可以免除全家丁役，包括土地稅，即皇糧國稅，如此一來便會有百姓或鄉紳主動將土地投效到舉人名下，從而獲得免稅權，於是舉人一躍便可成為地主，促使土地進一步向權貴集中；另一方面便是可以入士做官，因為考中舉人之後便等於擁有了做官的權力，雖然只是候補官員，但運氣好點還是能夠外放個七品知縣，即便運氣差點也能混個縣丞、主簿等佐貳官，縱使如此身份地位也大為不同，畢竟已經等於成為了統治階層。因此就有了“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流言，終於在二十多年後，學堂如雨後春筍，遍佈全國各地，讀書人蔚然成風，一批批文官陸續走上政治舞臺，掌握權力，使用權利，享用權利，開始了他們光鮮又晦暗的職業生涯。

這一切似乎都呈現出一番欣欣向榮的景象，然而直到高祖二十一年發生了變化，遠離京城的豐州發生了一次大規模的抗稅納捐的事件，稅吏被殺死，縣府知縣、縣尉被憤怒的鄉民活埋，最後愈演愈烈，逐漸轉變為一次起義事件，朝廷最終派重兵鎮壓，帶頭的一眾鄉民被押至長安斬首示眾，其餘從眾被就地格殺，至此其餘各地發生的抗稅納捐事件也逐漸偃旗息鼓。在當日押赴刑場之前，在一番審問之後，高祖一夜未眠，隨後招宰相及六部主官於太和殿議事三日之後，開始推行兩稅法，取消其他各捐雜稅，同時在各部州設立刺史，建立健全中央對地方的監察體系，並以“奉詔六條察州”之規定，整飭吏治，維護皇權，促進社會經濟發展。

兩稅法，即取消租庸調及各項雜稅、雜役，只保留戶稅和地稅；其次“量出制入”，由中央預算開支已確定賦稅總額，並根據太祖十四年徵收標準分攤於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