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談和怪論 (第3/4頁)

明、新市場的開闢和蕭條階段利息率的低落等因素造成的。這些因素促進了投資的活躍和生產資料生產的大量增長。但是，當“繁榮”到達後期，由於貨幣資本的供給逐漸減少，於是形成對生產資料需求的縮減，引起生產資料生產過剩。因此，他們把危機僅僅歸結為生產資料生產的過剩，而把危機的原因歸結為貨幣資本的分配比例失調。其實，危機是既包括生產資料，也包括消費資料的普遍生產過剩。這種普遍生產過剩現象僅僅用無政府狀態所引起的比例失調是無法解釋的，而只能用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來說明。

“貨幣信用危機論”

“貨幣信用危機論”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一種用貨幣信用因素來說明危機原因的庸俗理論。在臭名昭著的凱恩斯主義（明天專文講述）出籠以前，它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和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政策有很大影響。20世紀初期的主要代表是英國的霍屈萊等人。

在霍屈萊看來，經濟危機是一種“純粹的貨幣現象”，即完全是由貨幣信用的擴張和緊縮引起的。他認為，當銀行採取降低利息率、放寬信貸條件和收購有價證券等擴張信用政策時，引起了商業資本家利用借款向工業資本家增加訂貨的興趣，於是就造成社會生產和國民收入的增長，以及商品需求和物價的上漲，形成經濟的高漲。但是，銀行不能無限制地擴張信用。當銀行停止信用擴張，轉而筞取緊縮政策時，高漲階段就為經濟危機所代替。因此，他斷言在高漲後期，如果銀行繼續擴張信用，那麼危機就可以“防止”。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由於凱恩斯主義“反危機”政策造成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所以又出現了以美國弗雷德曼為代表的新的“貨幣信用危機論”。它與凱恩斯主義把調節貨幣信用看成在“反危機”政策中無足輕重的觀點不同，認為“反危機” 政策應以調節貨幣信用政策為主，“財政政策”只能當作一種影響金融狀況的主要工具。

“貨幣信用危機論”完全建立在嚴重歪曲資本主義現實的基礎上！首先，它認為銀行能造成收入和資本的說法，是絲毫沒有根據的。國民收入只能在生產過程中由工人的勞動所創造，是工人新創造的價值；實際資本也是體現在物質財富中，即體現在機器、原材料、成品和貨幣中工人勞動所創造的價值。 十分明顯，銀行本身不管直接也好，間接也好，都不能創造出國民收入和資本。銀行只能在商業信用的基礎上創造出信用貨幣、即補充的流通手段，這種補充的流通手段可以當作借貸資本使用，但不是實際資本。借貸資本的增長，並不意味著實際資本會有相應的增長。其次，“貨幣信用危機論”把信用的擴張和緊縮說成是資本主義生產週期波動的原因，這也是對資本主義現實的蓄意歪曲。事實上，不是信用的規模決定了生產過程，相反地，是生產過程的變動決定了信用的擴張和緊縮。如馬克思所指出:“在貨幣市場上作為危機表現出來的，實際上不過是表現生產過程和再生產過程本身的失常。”在危機期間，資本家手裡的銀根奇缺、銀行的利息率極高等，完全是由於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大量商品生產過剩，找不到銷路所引起的，而絕不是由於銀根奇缺、利息率極高等本身所造成的。“貨幣信用危機論”為了抹煞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是危機的根源，恣意把危機中的一些現象的因果關係顛倒了。十分明顯，如果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的條件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即當利潤率沒有提高、市場狀況沒有好轉時，任何一種信用擴張本身都不能使資本主義從危機過渡到新的高漲。

“心理危機論”

“心理危機論”是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危機理論中十分流行的一種庸俗理論，它的特點是用資本家的情緒變化來解釋資本主義經濟的週期波動。主要代表有英國的庇古、拉文頓等，臭名照著的凱恩斯也是這種庸俗理論的鼓吹者。“心理危機論”把